李贄，字宏甫，號卓吾，別號溫陵居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在以海外貿易著稱的港口城市泉州。泉州古稱“刺桐”，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座“移民”城市。這裡本身具有非常特殊的閩越文化信仰，西晉以來又與中原文化交織，逐漸融入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至少自五代時期始，刺桐港就開始頻繁開展對外貿易，在宋元時期達到頂峰。由於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在之後的四百年泉州堪稱世界商貿中心，也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通商口岸。海外各國的商旅雲集，形成“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景象，陸路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在這裡交匯，大陸文明與海上文明在這裡融合，不同的民族與信仰在這裡生根。除了道教、佛教以外，摩尼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天主教等都能在泉州找到痕跡，因此“世界宗教博物館”的美譽響徹至今。
儘管李贄本人並沒有經歷“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盛況，但是文化多樣、多元共融、開放自由、勇敢進取的城市基因對李贄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
由於泉州文化和家族秉性的底色，再加上李贄自幼就是一個性格叛逆且非常有個人主見的人，在經歷了官場沉浮以後在陽明心學這裡找到了思想的契合點和發力處。王陽明提出的“心外無物”“心即理也”的心本論和“知行合一”“致良知”的認識論將千百年來趨於僵化的儒家思想提升到普世的層面，陽明心學與“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形成鮮明對比。王陽明之後對心學進一步闡發的重要學派是“泰州學派”，簡單來說，“泰州學派”的主張是理論更加平民、意識更加解放，更加注重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而不是過分地框在禮教、名教的傳統裡。“泰州學派”的傳人有文學界主張“性靈說”的“公安派”領袖袁宏道，有寫出《牡丹亭》的湯顯祖，有開向西方學習之先河的徐光啟，當然還有高呼“童心說”的李贄。
李贄曾在清源山賜恩岩題聯：“不必文章稱大士，雖無鐘鼓亦觀音。”圖為賜恩岩外景。
李贄在陽明心學“泰州學派”所主張的從理性到人性的基礎上，提出“因乎人”“順乎民”“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的至人之治，並更進一步地提出“童心說”。“童心說”不僅強調回歸每個人本心的反理學思想，也是發現人性與追求純真的超唯心主義。李贄認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最終李贄吸收了各個異域思想中的“真心”思想，凝練為譬喻性更強的“童心”。李贄的“童心說”在實踐角度轉化為人皆有自己的本然狀態“自然之性”、人皆有自己的基本需求“人皆有私”、人皆有自己的樸素情感“興觀群怨”。只有人人都去真正發現自己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才能實現人人平等、解放天性、天下大同。這些思想的融合與闡發，與多元泉州、海洋文化的智慧是一致的。
伊斯蘭教自唐代傳入中國，泉州至今還保留有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伊斯蘭教寺院——清淨寺。有學者研究李贄祖上就是航海經商的商人且信奉伊斯蘭教，二世祖娶“色目人”為妻，四世祖經常往返於琉球、日本擔任翻譯，並認為李贄身上有十八分之一的阿拉伯人血統。而袁中道曾這樣評價李贄：“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穢。”最重要的一點是李贄對自己喪葬方式的交代：“但面上加以掩面，頭照舊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單總蓋上下，用裹腳布廿字交纏其上。”並要求“薄葬”，這些“習俗”都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教色彩。
南安榕橋白雲寺右軒房仍保留有“李贄讀書室”供人們瞻仰
天主教也是在唐代傳入中國，元皇慶二年（1313年）義大利天主教方濟各會派在泉州設立一個主教區，短暫地存在了幾十年後，明萬曆年間才有天主教傳教士活動。天主教與李贄產生關聯，最早是《林李宗譜》的記載：“是年天主教傳入中國。”這說明在李贄的宗族之中也有信仰天主教的。值得一提的是李贄晚年曾與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有過兩次交往。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利瑪竇在南京見到了李贄，隨後“特立獨行”的李贄居然主動回訪了利瑪竇並送上兩把自己題詩的扇子，“那位儒學的叛道者，當人們得知他拜訪外國神父後，都驚異不止。”《利瑪竇中國劄記》中這樣記載。第二年，李贄和利瑪竇又在山東濟寧相遇，這次都是場面上的事情，但利瑪竇卻有意想向李贄傳教，《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說：“神父們決定，在一有可能的機會時就報答他們受到的恩德。他們也有意把基督教義的奧妙教給總督和他的朋友李卓吾。”李贄對於利瑪竇的學識和精神是讚賞的，但是對於天主教的教義並不感興趣，相比較而言，李贄反而擔心利瑪竇會陷入某些偽儒家的迂腐學說。這說明李贄對於自己突破儒家理學道統的做法是非常自信的。
佛教是在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傳入泉州的時間可以追溯到晉太康九年（288年），李贄年過半百的時候在雲南姚安開始“翻閱貝經”。李贄在《焚書·答周西岩》中說：“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他提出的“妙明真心”與佛法當中的“本妙覺心”也是相似的。李贄在《焚書·解經文》中說：“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並所見之太虛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點物相耳。”這都體現了李贄對萬法歸心的理解。
縱觀李贄的思想演變歷程，陽明心學和佛學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從異域思想層面，李贄對於各類外來思想是持以開放的態度。李贄對於伊斯蘭教教規是以習俗的形式看待，對於有“目的性”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是讚歎其才華但敬而遠之，對於佛教則是欣然接受，閱讀佛經作注解，居佛寺與僧人論道，以僧人的形象示人，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指摘。李贄對於這些異域思想展示出了最真實的一面，一定層面上也反映了當時不同異域思想的中國化程度。
南安榕橋李贄家族的數方墓誌銘亦被收存
李贄在晚年提出了“三教歸儒”的主張：“儒、道、釋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也。”李贄用“聞道”進而“出世”作為儒釋道三教的共同路徑。其實在李贄所處的時代，不少人都提出過“三教合一”觀點。歷代以來，有關儒釋道三家的“理論戰”就沒有停止過，所幸三者的爭論反而促進了儒釋道的融合，在理論上逐漸趨於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更何況明代的政治導向就是“三教合一”，明太祖朱元璋還有一篇《三教論》的宏文：“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隨著儒釋道的“世俗化”，在明代中後期提出“三教合一”，甚至將三教雜糅自創宗教者不乏其人。仔細分析可知，其實李贄提出的“三教歸儒”避免了“三教合一”的極端化，“三教合一”是一種很難定義的新事物，而“三教歸儒”仍舊是以儒家思想為導向，只是吸納了佛道兩家的精華。單純從生活現實而言，在“獨尊儒術”之後的華夏大地上一直遵循的就是“三教歸儒”的理念。
在李贄之前，泉州儒學遠有朱熹過化、近有蔡清講學。宋明時代泉州書院興隆一時，明清以來泉州的思想界幾乎已經完全被理學思想所籠罩。但是泉州的多元文化仍然在民間擁有非常扎實的根基，儒家、佛教、民間信仰最終以“儒佛會通”“三教融合”“民俗文化”等形式共存下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這副聯句，一般被認為是朱熹對泉州文化的評價。“佛國”之於泉州在五代以後便傳開，“滿街都是聖人”可見于王陽明的《傳習錄》：“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都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而李贄在《答耿司寇》中也說過：“聖人不責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為聖。故陽明先生曰：‘滿街皆是聖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己道理可以示人也。”根據王陽明對“聖人”的定義：“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秉持“絕假純真”“童心說”的李贄，無異于王陽明筆下的“聖人”。
李贄在《答耿司寇》一文引用王陽明 “滿街皆聖人”的說法
李贄的“童心說”既是對陽明心學的進一步闡發，也反映出多元文化、異域思想的共同點，是希望儒家思想能夠更趨於人性化，更回歸“初心”關注人本，這其實是為了讓儒家思想能夠更好地服務于普羅大眾的一種推動。李贄晚年的“三教歸儒”之說更加柔和，其宗旨仍是修正儒家的學說，以期服務于未來。李贄臨終前一年在《續焚書·書小修後》中仍稱：“我老，又信儒教。”儘管李贄一生充斥著“離經叛道”“異端學說”的批評，但他終究是一位儒生，他所批判的是偽儒家、舊道學，維護的不是儒家道統的“絕對性”而是儒家思想的“先進性”。
二十多歲是一個人思想萌發、世界觀逐漸形成的關鍵階段，故鄉泉州對李贄人格的塑造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泉州文化中海納百川的浩然之氣、開拓進取的冒險精神，在李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南安榕橋中學設有“南安李贄紀念館”
至於李贄為什麼不願回故鄉，“公安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袁中道曾評價李贄“生平不以妻子為家，而以朋友為家；不以故鄉為鄉，而以朋友之故鄉為鄉；不以命為命，而以朋友之命為命”。李贄自己也說：“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因此，在肉體習慣漂泊、精神足夠自由的李贄看來已經不需要“故鄉”作為港灣，更不需要“故鄉”的束縛，而在某種程度上鄉土觀念的缺失與思想的獨立是契合的。所以說李贄更像是多元文化泉州遺落在他鄉的“聖人”，生於斯長於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落地生根獨立自主，恰恰是泉州精神最好的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