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 4 月 3rd, 2020

【新福建】大帽山遗址 留下南岛语族的原始印迹

东山县南岛语族主题公园的雕像

大帽山遗址位于东山县陈城镇大茂新村东北约1公里的大帽山东南坡,海拔66米,残存面积约400平方米,由贝壳层组成。1986年10月,福建考古工作者发现该遗址,并在暴露的贝壳层里采集一批标本,主要有石锛、石斧、石球、砺石、素面泥质陶片、灰砂黑陶和红褐色绳纹泥质陶的罐口沿、圈足等残片,计140多件,还有鹿、山羊和鱼等动物遗骨。经广州地理研究中心实验室碳十四同位素年龄测定,这些标本距今4030±100年,确定大帽山贝丘遗址属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
从东山县东门屿发现的史前太阳纹岩画遗迹和大帽山贝丘遗址等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上,都有着与南岛语族居民相类似的文化和生活印迹,从而说明大帽山文化同样属于早期的南岛语族文化之一。

中美学者联合在大帽山进行地质考察。

前世传奇 跨越台湾海峡的石锛
讲述人 范雪春(福建博物院研究员)

大帽山与澎湖群岛同时代的史前遗址,具有相类似的文化传统,暗示著两岸间考古学文化的密切联系,表明当时的人已经掌握了相当高明的航海技术和掌握一定水域潮水进退的知识,先民们可以自如地跨越台湾海峡。
为研究闽台史前文化关系和南岛语族的起源等课题,自2001年以来,福建博物院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多次联合开展对福建东部沿海地区史前时代区域交流模式及航海术发展状况的研究。
2002年11月至12月,福建博物院等机构对大帽山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又于2003年5月至7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两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材料,不仅揭示了该遗址的年代、性质、文化内涵和当时的经济形态,而且为进一步的区域文化对比研究和建立闽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提供了一个标尺。

陶器

具体来说,大帽山遗址是一处堆积比较单纯的海岛型贝丘遗址。其文化堆积虽遭破坏,但从遗物出土的状态观察,发掘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仍是原生堆积。可修复的陶器均集中出自小范围内,有的出土时仍可辨器形。所出陶片基本上保留原来破碎时的形状,类似特征亦见于出土的石锛和骨器上。相当数量的贝壳,尤其是靠近文化层底部的贝壳均完整,没有破损痕迹。
因此,可以认定这两个文化层并没有经过后期人为的破坏。对出土遗物的分析还表明,大帽山遗址的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均为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表明,大帽山遗址被废弃以后,后人没有再在这里继续生活过。这些现象,为准确判断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提供了基础,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4300年~4800年,与闽侯昙石山文化年代相当。
当时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残片,仅11件陶纺轮完整,另复原陶罐、陶豆各1件。陶以夹砂陶为主,占总数84%以上,其次为泥质陶。夹砂陶以红褐色为最多,其次有黑灰色、浅棕色、浅黄色等,还出少量红色、浅黄色和黄色砂陶。砂陶的胎色与表色往往不同,夹心现象较普遍。胎色多为深灰色,胎心多羼杂石英砂、云母及贝屑。泥质陶器表陶色多样,有黑灰色、浅红色、红黄色、黄色、浅灰色、浅黄色、浅褐色等。陶胎胎色多与表色相同,也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胎中也普遍掺有石英砂、云母和贝屑。
总体上,陶器类型较简单,盛行圜底器和圈足器。可辨器形主要有釜、罐、豆、盘、碗、纺轮等。据观察,陶器的制法,一般口、肩部似经慢轮修整,口沿内侧往往遗留有旋轮痕迹。底、腹部位则多属手制,因而在底、腹残片的内侧留有垫窝痕迹,致使器壁厚薄不均。圈足部分也多属轮制后再行衔接。陶器火候偏低,陶胎含细砂、云母片。
素面陶的器表似都经湿手抹光。个别泥质陶的表面有磨光现象。陶器表面的装饰手法有拍印、压印、戳印、锥刺、刻划、堆贴、磨光和镂空等。其中以拍印绳纹最为常见,还有压印编织纹、短线纹、指甲纹、戳印或锥刺点状纹、刻划平行短线和曲折纹、堆贴附加堆纹和凸棱纹等。
这些纹饰往往不是单一地施于某一器物上,而一件器物上又往往有多种纹饰的组合。压印纹多施于器物的口沿,部分器物的唇部见锯齿状纹,附加堆纹、凸棱多施于器物的腹部,指甲纹多见于器物底部,而镂空多见于器物的圈足部位。
这些文化特征在闽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具有代表性,与东山县的苏峰山遗址、城安遗址和诏安县的腊州山遗址有着相似之处,表明它们可能属于闽南地区的同一个文化传统,或可称之为「大帽山文化」,与闽侯昙石山文化有诸多相似性。
就文化面貌内涵特征而言,大帽山遗址与澎湖群岛上的锁港遗址的陶器,有较多的相似性,如均以红陶或红褐陶为主,器类以豆、罐和釜为主,纹饰以绳纹、刻划纹和锯齿纹为主,少量指甲纹和附加堆纹等。而石锛的物理化学成分分析,也与七美岛石器制造场相同。
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有证据表明,福建东南沿海一带的史前先民,从福建沿海顺着季风到达台湾,经由台湾扩散至菲律宾之后再往太平洋、印度洋各岛屿迁徙定居。从东山县东门屿发现的史前太阳纹岩画遗迹和大帽山贝丘遗址等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上,都有着与南岛语族居民相类似的文化和生活印迹,从而说明大帽山文化同样属于早期的南岛语族文化之一。

陶器

今生故事 再次覆土尘封留住寻根印记

濛濛细雨之中,伴着阵阵海风,在漳州市东山县环岛路边的南岛语族主题公园里,几尊「南岛语族」雕像正远眺太平洋,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又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早些年,学术界基本有定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应是「位于台湾、澎湖群岛和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在台湾,已经找到了比较确切的证据,但是否起源于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却一度缺少有力的证据。
以风动石景区著称的东山岛,为什么会与万里之外南太平洋上的南岛语族扯上关联呢?
1986年,大帽山遗址被考古界正式发现,起因是当时东山县陈城镇大帽山脚下的大茂村,一些村民因为盖房子,需要挖贝壳烧壳灰,他们发现山坡上土层下就埋著厚厚的贝壳。村民们无意中的挖掘,终于引来世人的关注。
大帽山遗址的发现,引发远在太平洋彼岸、时任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焦天龙教授的兴趣。2002年11月至12月和2003年5月至7月,焦天龙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白瑞·罗莱、那肯拉·斯弟尔、鲍尔·卡若斯,福建博物院研究员林恭务、范雪春和东山县博物馆研究员陈立群,以及台湾多位考古专家,围绕「航海术·新石器时代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南岛语族起源」课题,对大帽山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
「大帽山遗址文化堆积上部虽遭到严重人为破坏,但从发掘情况及遗物出土的状态观察,第2和第3文化层均是原生堆积,没有经过后期人为的扰乱。」站在挖掘的遗址边上,焦天龙教授当时显得有些兴奋。发掘表明,大帽山遗址的文化内涵非常单纯,属同一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面对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学者们感到震撼。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罗莱教授说:「这里的石器无论是器形还是制作手法,都与南岛语族的波利尼西亚石器十分相似。」
经成分分析,这里出土的石锛(一种原始的造船工具),绝大部分的原材料竟来自澎湖列岛。也就是说,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已经能够驾舟出海,渡过台湾海峡,频繁地来往于两地之间。早在6000年前,独木舟已经是福建东南沿海南岛语族先民们海上捕鱼和交通的重要工具,也是台湾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重要航海器。
从大帽山遗址的考古挖掘来看,南岛语族与东山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南岛语族人也在寻根中,他们也想知道,他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东山县博物馆馆长徐凌说,远在1.6万海里之外的南岛语族后人,曾经尝试破解祖先是如何远渡重洋的。
2010年11月13日,6名南岛语族的后代(来自南太平洋中部法属波利尼西亚),驾驶一艘仿古独木舟,到达了东山岛。他们追寻祖先的迁徙之路,借助季风和洋流,历经4个多月,在太平洋上艰苦航行,最终来到了中国。
大帽山终于等来了寻根的人。而这一遗址文化层厚度约为20厘米~55厘米,经过几次挖掘之后,目前遗址已重新被覆土尘封起来。当地表示:要留住它的印记,留待将来作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邓丽娣编制贡席。

贡席技艺「转」千年 耄耋老人「织」人生

2019年9月8日厦门召开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三明市贡川镇踊跃参会,积极参加项目对接洽谈,农产品展示。贡川草蓆、闽笋干、即食笋制品、皇菊花等一批贡川本地特色农产品参加展览。其中,贡川草蓆吸引了众多人欣赏,许多客商表示对贡席有浓厚的兴趣,愿意进一步了解。

永安贡席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参展。

永安市贡川古镇流传着一首民谣「延平枕头挂口席,沙县女儿不用挑。」延平即今南平,产籐制朱漆老式枕头,童谣中的「挂口席」则是指三明市贡川镇生产的草蓆。
贡川草蓆闻名遐迩,制作工艺历史悠久。早在宋代,贡川草蓆就作为贡品进献皇宫,贡席的称号由此传开。明代中期,贡席更是畅销八闽,广受欢迎。永安贡席与其他地区的草蓆相比,具有耐用吸汗、冬暖夏凉的特点,最神奇的是能盛水,小孩尿床点滴不漏,用布一擦乾乾爽爽。如今,贡席制作已形成了攀龙、延爽、观成、集凤、水东五大生产基地,制作工艺各具特色,最著名是下坊席(今观成林),卷起来能挑斗米不弯,摊开来滴水不漏。
2008年, 贡川草蓆制作工艺被认定为福建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5年「永安贡川草蓆」被评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割草工人收割莞蒲草。

工艺精湛 细微之处独具匠心

对格、送草、打压,「刷」的一声,一根细长的席草紧紧拴进了席面,编织者几乎不用起身,向上一推,又是一个重复动作……1月13日,在贡川镇邓丽娣老人的厅堂里,记者目睹了这样一个手工制作贡席的场景。
邓丽娣告诉记者,织贡席要先在织席机的扣子上穿麻绳,1.8米宽的蓆子要穿73根麻绳。麻绳穿好后,再一根一根穿草,全部由手工完成。一张贡席制作下来,通常需要一天半到两天时间。编织一床纵横交错、泾渭分明的贡席需要上下拉动木梁1000多次。

邓丽娣与儿媳搭配编织贡席。

草蓆制作离不开手工挑选材料与编织,制作出来的草蓆密度均匀、密不透水,可以说是经久耐用,在当地农村很多人一床贡席使用大半辈子是很常见的,除了草蓆颜色微微泛白,原本带点淡淡青草色被岁月抹去了痕迹,但睡在上面依旧能闻到淡淡的青草芳香,可见贡席工艺的精湛。

邓丽娣的爱人检查织好的贡席质量。

看着已经织好的贡席,记者一眼就能看出贡席的锁边工艺区别于一般的草蓆,特殊的原草手工锁边方式保证了蓆子不易松散,牢牢地咬住了每一根席草。从外观上来看,贡席采用的是特殊的原料莞蒲草都对半剖开后,再由手工编织更细密结实,而普通席草没有剖开,机械直接编织导致成品稀疏。此外,邓丽娣拿出柜子的一团线球,她告诉记者,她织的贡席里面都是用四根纤维麻绳作为牵引,使得蓆子结实不易变形,同时也让蓆子变得厚实,可普通的草蓆仅仅是用单根化纤线做牵引线而已。
「目前市面上买的草蓆基本都是机器编制的,漂亮是漂亮,但做工再好,也难以达到『站立不倒,滴水不漏』的说法……」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个草蓆更神奇的是有很多保健功效,睡在草蓆上不患风湿,当严冬腊月睡草蓆,可以不用床垫,赤膊睡在上,很快就能暖和起来,如在炎热的夏天,睡在上面有一股清凉的气味扑鼻而来。
据了解,编织贡川草蓆的席草——莞蒲草,对土壤的要求特别高,需种植在特有的沼泽山垄田里,田里常年要有山泉水流动,保证土壤的湿度,长出的莞蒲草纤维长,柔韧性强,不易断裂。

邓丽娣教小孙女制作贡席。

技艺相传 巧手编织幸福生活
早在宋朝,贡川草蓆就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大约在明代中期,贡堡建立,水运发达,贡川成为永安四大集镇之一,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展,贡席遂以其生产规模和优良品质而畅销八闽。贡川草蓆的鼎盛时期,当地种有50多亩席草,有23户人家打草蓆。每户一天打一条草蓆,每天就有23条,年产七、八千条。
时至今日,贡川仅有几家古老的编席作坊散落在大街小巷。它们都是家庭式的,操作者也是些怀旧的老人。邓丽娣就是其中的一位,2008年,邓丽娣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评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邓丽娣是地地道道的贡川人,在她自小长大的村里有很多位草蓆匠,包括她的父亲。早期,长辈们在大队的工厂里从事草蓆制作,接单制作交货,维持生计。那时工厂里仅有两台编席机,之后全部交由她父亲管理。
童年的印象里,邓丽娣无数次看过姥姥和父亲两个人,一人坐在编席机前进行压扣,另一人坐在侧边叉草……根据那时候的风俗,家里的手工技艺只传男不传女,可家里的弟弟不愿意学习这门手艺,传承的重担落到了邓丽娣肩上,从此,她便开始了与贡席的「缘分」。
小时候,家里人工力量不够,邓丽娣慢慢地开始与奶奶搭档,学习如何打制贡席。18岁那年,邓丽娣嫁了人,她便与丈夫搭档打制贡席;儿子娶媳妇后,又和儿媳一起做。这一做,就是一辈子。直到现在,邓丽娣还常在编席机前和儿媳配合打制蓆子。
回忆起和婆婆一起打制草蓆的时光,儿媳杨秀春说:「打制草蓆就是一桩辛苦活!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记得那时是好几个幼儿园同时找上门来向我们定制给学生的贡席,大大小小算起来有600余床!那段时间算是全家总动员啦!「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杨秀春告诉记者,因为贡席质量优、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很多人买过后都会继续介绍客人来定制。订单暴增的那段时间,凌晨两三点,空中还挂著半轮弯月,婆婆就把自己唤醒做席。一天十几个钟头,几乎没有停歇,到晚上十点多好不容易织好两条席,还得准备第二天做席的材料。分捆、筛选、分级……必须把所有材料准备好后才能安心入睡。也正是这些蓆子,把一家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日子过得充实又幸福。

政府搭台 非遗之花重焕生机
邓丽娣尤为重视贡席的品质,始终坚持以精细的传统技艺进行草蓆制作,为贡席制作技艺的保存与传承作出了一定贡献。除了利用莞蒲草打制贡席外,巧手的她还经常用莞蒲草编织家俱用品,如收拾杂物用的收纳篮、盛菜籽用的小方篮等。此外,邓丽娣还携自编自演的《贡席舞》参与永安市农村技艺演出,使得贡席更具知名度,对其传播大有裨益。
然而,邓丽娣对贡席技艺的传承仍有担忧。记者了解到,原有种植席草的土地被陆续开发,导致席草种植面积急剧减少。再加上贡席本身处于没有生产标准、没有商品标识和品牌包装的状态,仅限于民间交易,无法进行市场推广。邓丽娣告诉记者,老手艺传承不下去,最关键的原因是受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席草成本和人工成本过高导致草蓆利润低,严重打击了年轻一代的积极性。
幸运的是,贡席技艺的传承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为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贡席制作工艺,贡川镇出台《关于扶持永安贡川草蓆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出扶持农户种植席草及基地建设的措施,鼓励农户种植席草、制作草蓆。2019年,贡川龙岭村种植的37亩莞蒲草迎来大丰收。
此外,当地还采取了能人领办、政府扶持的方式,建立了「草蓆专业合作社」,提升席农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2017年,合作社成员姜秀连、李顺贞、刘玉清等人到邓丽娣家中,学习传统手工编织贡川草蓆技术。学成归来后,姜秀连、李顺贞、刘玉清等人共编织了14床草蓆。姜秀连独自编织的一张1.4米长的草蓆重3.9公斤,草蓆纹理紧密。
贡川镇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和传承贡席文化促进了产业扶贫,特别提高了弱势群体的自我造血能力,实现了农民增收。同时,有利于推动贡川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把席草种植和贡席制作过程中的观赏性和体验性与古镇文化旅游相结合,填补旅游市场中的空白,促进了特色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