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 3 月 29th, 2020

【新福建】大帽山遺址 留下南島語族的原始印跡

東山縣南島語族主題公園的雕像

大帽山遺址位於東山縣陳城鎮大茂新村東北約1公里的大帽山東南坡,海拔66米,殘存面積約400平方米,由貝殼層組成。1986年10月,福建考古工作者發現該遺址,並在暴露的貝殼層裡採集一批標本,主要有石錛、石斧、石球、礪石、素麵泥質陶片、灰砂黑陶和紅褐色繩紋泥質陶的罐口沿、圈足等殘片,計140多件,還有鹿、山羊和魚等動物遺骨。經廣州地理研究中心實驗室碳十四同位素年齡測定,這些標本距今4030±100年,確定大帽山貝丘遺址屬新石器晚期文化遺址。
從東山縣東門嶼發現的史前太陽紋岩畫遺跡和大帽山貝丘遺址等重要的史前文化遺址上,都有著與南島語族居民相類似的文化和生活印跡,從而說明大帽山文化同樣屬於早期的南島語族文化之一。

中美學者聯合在大帽山進行地質考察。

前世傳奇 跨越台灣海峽的石錛
講述人 范雪春(福建博物院研究員)

大帽山與澎湖群島同時代的史前遺址,具有相類似的文化傳統,暗示著兩岸間考古學文化的密切聯繫,表明當時的人已經掌握了相當高明的航海技術和掌握一定水域潮水進退的知識,先民們可以自如地跨越台灣海峽。
為研究閩台史前文化關係和南島語族的起源等課題,自2001年以來,福建博物院與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多次聯合開展對福建東部沿海地區史前時代區域交流模式及航海術發展狀況的研究。
2002年11月至12月,福建博物院等機構對大帽山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又於2003年5月至7月進行了第二次發掘。這兩次發掘獲得了豐富的材料,不僅揭示了該遺址的年代、性質、文化內涵和當時的經濟形態,而且為進一步的區域文化對比研究和建立閩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序列提供了一個標尺。

陶器

具體來說,大帽山遺址是一處堆積比較單純的海島型貝丘遺址。其文化堆積雖遭破壞,但從遺物出土的狀態觀察,發掘的第二層和第三層仍是原生堆積。可修復的陶器均集中出自小範圍內,有的出土時仍可辨器形。所出陶片基本上保留原來破碎時的形狀,類似特徵亦見於出土的石錛和骨器上。相當數量的貝殼,尤其是靠近文化層底部的貝殼均完整,沒有破損痕跡。
因此,可以認定這兩個文化層並沒有經過後期人為的破壞。對出土遺物的分析還表明,大帽山遺址的文化內涵比較單純,均為同時期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這表明,大帽山遺址被廢棄以後,後人沒有再在這裡繼續生活過。這些現象,為準確判斷該遺址的文化性質和年代提供了基礎,根據碳十四年代測定距今4300年~4800年,與閩侯曇石山文化年代相當。
當時遺址出土的陶器多為殘片,僅11件陶紡輪完整,另復原陶罐、陶豆各1件。陶以夾砂陶為主,占總數84%以上,其次為泥質陶。夾砂陶以紅褐色為最多,其次有黑灰色、淺棕色、淺黃色等,還出少量紅色、淺黃色和黃色砂陶。砂陶的胎色與表色往往不同,夾心現象較普遍。胎色多為深灰色,胎心多羼雜石英砂、雲母及貝屑。泥質陶器表陶色多樣,有黑灰色、淺紅色、紅黃色、黃色、淺灰色、淺黃色、淺褐色等。陶胎胎色多與表色相同,也存在表裡不一的現象,胎中也普遍摻有石英砂、雲母和貝屑。
總體上,陶器類型較簡單,盛行圜底器和圈足器。可辨器形主要有釜、罐、豆、盤、碗、紡輪等。據觀察,陶器的製法,一般口、肩部似經慢輪修整,口沿內側往往遺留有旋輪痕跡。底、腹部位則多屬手制,因而在底、腹殘片的內側留有墊窩痕跡,致使器壁厚薄不均。圈足部分也多屬輪制後再行銜接。陶器火候偏低,陶胎含細砂、雲母片。
素麵陶的器表似都經濕手抹光。個別泥質陶的表面有磨光現象。陶器表面的裝飾手法有拍印、壓印、戳印、錐刺、刻劃、堆貼、磨光和鏤空等。其中以拍印繩紋最為常見,還有壓印編織紋、短線紋、指甲紋、戳印或錐刺點狀紋、刻劃平行短線和曲折紋、堆貼附加堆紋和凸稜紋等。
這些紋飾往往不是單一地施於某一器物上,而一件器物上又往往有多種紋飾的組合。壓印紋多施於器物的口沿,部分器物的唇部見鋸齒狀紋,附加堆紋、凸稜多施於器物的腹部,指甲紋多見於器物底部,而鏤空多見於器物的圈足部位。
這些文化特徵在閩南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具有代表性,與東山縣的蘇峰山遺址、城安遺址和詔安縣的臘州山遺址有著相似之處,表明它們可能屬於閩南地區的同一個文化傳統,或可稱之為「大帽山文化」,與閩侯曇石山文化有諸多相似性。
就文化面貌內涵特徵而言,大帽山遺址與澎湖群島上的鎖港遺址的陶器,有較多的相似性,如均以紅陶或紅褐陶為主,器類以豆、罐和釜為主,紋飾以繩紋、刻劃紋和鋸齒紋為主,少量指甲紋和附加堆紋等。而石錛的物理化學成分分析,也與七美島石器製造場相同。
根據目前的考古材料,有證據表明,福建東南沿海一帶的史前先民,從福建沿海順著季風到達台灣,經由台灣擴散至菲律賓之後再往太平洋、印度洋各島嶼遷徙定居。從東山縣東門嶼發現的史前太陽紋岩畫遺跡和大帽山貝丘遺址等重要的史前文化遺址上,都有著與南島語族居民相類似的文化和生活印跡,從而說明大帽山文化同樣屬於早期的南島語族文化之一。

陶器

今生故事 再次覆土塵封留住尋根印記

濛濛細雨之中,伴著陣陣海風,在漳州市東山縣環島路邊的南島語族主題公園裡,幾尊「南島語族」雕像正遠眺太平洋,彷彿在思考著什麼,又彷彿在等待著什麼。
早些年,學術界基本有定論,南島語族的起源地應是「位於台灣、澎湖群島和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在台灣,已經找到了比較確切的證據,但是否起源於福建東南沿海一帶,卻一度缺少有力的證據。
以風動石景區著稱的東山島,為什麼會與萬里之外南太平洋上的南島語族扯上關聯呢?
1986年,大帽山遺址被考古界正式發現,起因是當時東山縣陳城鎮大帽山腳下的大茂村,一些村民因為蓋房子,需要挖貝殼燒殼灰,他們發現山坡上土層下就埋著厚厚的貝殼。村民們無意中的挖掘,終於引來世人的關注。
大帽山遺址的發現,引發遠在太平洋彼岸、時任美國丹佛美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焦天龍教授的興趣。2002年11月至12月和2003年5月至7月,焦天龍教授、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白瑞·羅萊、那肯拉·斯弟爾、鮑爾·卡若斯,福建博物院研究員林恭務、范雪春和東山縣博物館研究員陳立群,以及台灣多位考古專家,圍繞「航海術·新石器時代台灣海峽兩岸的交流與南島語族起源」課題,對大帽山遺址進行了多次發掘。
「大帽山遺址文化堆積上部雖遭到嚴重人為破壞,但從發掘情況及遺物出土的狀態觀察,第2和第3文化層均是原生堆積,沒有經過後期人為的擾亂。」站在挖掘的遺址邊上,焦天龍教授當時顯得有些興奮。發掘表明,大帽山遺址的文化內涵非常單純,屬同一時期的新石器時代遺存。
面對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學者們感到震撼。美國夏威夷大學的羅萊教授說:「這裡的石器無論是器形還是製作手法,都與南島語族的波利尼西亞石器十分相似。」
經成分分析,這裡出土的石錛(一種原始的造船工具),絕大部分的原材料竟來自澎湖列島。也就是說,曾經生活在這裡的原始居民,已經能夠駕舟出海,渡過台灣海峽,頻繁地來往於兩地之間。早在6000年前,獨木舟已經是福建東南沿海南島語族先民們海上捕魚和交通的重要工具,也是台灣海峽兩岸民間交往的重要航海器。
從大帽山遺址的考古挖掘來看,南島語族與東山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南島語族人也在尋根中,他們也想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東山縣博物館館長徐凌說,遠在1.6萬海裡之外的南島語族後人,曾經嘗試破解祖先是如何遠渡重洋的。
2010年11月13日,6名南島語族的後代(來自南太平洋中部法屬波利尼西亞),駕駛一艘仿古獨木舟,到達了東山島。他們追尋祖先的遷徙之路,藉助季風和洋流,歷經4個多月,在太平洋上艱苦航行,最終來到了中國。
大帽山終於等來了尋根的人。而這一遺址文化層厚度約為20厘米~55厘米,經過幾次挖掘之後,目前遺址已重新被覆土塵封起來。當地表示:要留住它的印記,留待將來作進一步的考古發掘。

鄧麗娣編製貢席。

貢席技藝「轉」千年 耄耋老人「織」人生

2019年9月8日廈門召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三明市貢川鎮踴躍參會,積極參加項目對接洽談,農產品展示。貢川草蓆、閩筍乾、即食筍製品、皇菊花等一批貢川本地特色農產品參加展覽。其中,貢川草蓆吸引了眾多人欣賞,許多客商表示對貢席有濃厚的興趣,願意進一步瞭解。

永安貢席在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展。

永安市貢川古鎮流傳著一首民謠「延平枕頭掛口席,沙縣女兒不用挑。」延平即今南平,產籐制朱漆老式枕頭,童謠中的「掛口席」則是指三明市貢川鎮生產的草蓆。
貢川草蓆聞名遐邇,製作工藝歷史悠久。早在宋代,貢川草蓆就作為貢品進獻皇宮,貢席的稱號由此傳開。明代中期,貢席更是暢銷八閩,廣受歡迎。永安貢席與其他地區的草蓆相比,具有耐用吸汗、冬暖夏涼的特點,最神奇的是能盛水,小孩尿床點滴不漏,用布一擦乾乾爽爽。如今,貢席製作已形成了攀龍、延爽、觀成、集鳳、水東五大生產基地,製作工藝各具特色,最著名是下坊席(今觀成林),捲起來能挑鬥米不彎,攤開來滴水不漏。
2008年, 貢川草蓆製作工藝被認定為福建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2015年「永安貢川草蓆」被評為地理標誌證明商標。

割草工人收割莞蒲草。

工藝精湛 細微之處獨具匠心

對格、送草、打壓,「刷」的一聲,一根細長的席草緊緊拴進了席面,編織者幾乎不用起身,向上一推,又是一個重複動作……1月13日,在貢川鎮鄧麗娣老人的廳堂裡,記者目睹了這樣一個手工製作貢席的場景。
鄧麗娣告訴記者,織貢席要先在織席機的扣子上穿麻繩,1.8米寬的蓆子要穿73根麻繩。麻繩穿好後,再一根一根穿草,全部由手工完成。一張貢席製作下來,通常需要一天半到兩天時間。編織一床縱橫交錯、涇渭分明的貢席需要上下拉動木樑1000多次。

鄧麗娣與兒媳搭配編織貢席。

草蓆製作離不開手工挑選材料與編織,製作出來的草蓆密度均勻、密不透水,可以說是經久耐用,在當地農村很多人一床貢席使用大半輩子是很常見的,除了草蓆顏色微微泛白,原本帶點淡淡青草色被歲月抹去了痕跡,但睡在上面依舊能聞到淡淡的青草芳香,可見貢席工藝的精湛。

鄧麗娣的愛人檢查織好的貢席質量。

看著已經織好的貢席,記者一眼就能看出貢席的鎖邊工藝區別於一般的草蓆,特殊的原草手工鎖邊方式保證了蓆子不易鬆散,牢牢地咬住了每一根席草。從外觀上來看,貢席採用的是特殊的原料莞蒲草都對半剖開後,再由手工編織更細密結實,而普通席草沒有剖開,機械直接編織導致成品稀疏。此外,鄧麗娣拿出櫃子的一團線球,她告訴記者,她織的貢席裡面都是用四根纖維麻繩作為牽引,使得蓆子結實不易變形,同時也讓蓆子變得厚實,可普通的草蓆僅僅是用單根化纖線做牽引線而已。
「目前市面上買的草蓆基本都是機器編製的,漂亮是漂亮,但做工再好,也難以達到『站立不倒,滴水不漏』的說法……」據當地村民介紹,這個草蓆更神奇的是有很多保健功效,睡在草蓆上不患風濕,當嚴冬臘月睡草蓆,可以不用床墊,赤膊睡在上,很快就能暖和起來,如在炎熱的夏天,睡在上面有一股清涼的氣味撲鼻而來。
據瞭解,編織貢川草蓆的席草——莞蒲草,對土壤的要求特別高,需種植在特有的沼澤山壟田裡,田裡常年要有山泉水流動,保證土壤的濕度,長出的莞蒲草纖維長,柔韌性強,不易斷裂。

鄧麗娣教小孫女製作貢席。

技藝相傳 巧手編織幸福生活
早在宋朝,貢川草蓆就作為貢品進獻朝廷,大約在明代中期,貢堡建立,水運發達,貢川成為永安四大集鎮之一,手工業和商業高度發展,貢席遂以其生產規模和優良品質而暢銷八閩。貢川草蓆的鼎盛時期,當地種有50多畝席草,有23戶人家打草蓆。每戶一天打一條草蓆,每天就有23條,年產七、八千條。
時至今日,貢川僅有幾家古老的編席作坊散落在大街小巷。它們都是家庭式的,操作者也是些懷舊的老人。鄧麗娣就是其中的一位,2008年,鄧麗娣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評為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鄧麗娣是地地道道的貢川人,在她自小長大的村裡有很多位草蓆匠,包括她的父親。早期,長輩們在大隊的工廠裡從事草蓆製作,接單製作交貨,維持生計。那時工廠裡僅有兩台編席機,之後全部交由她父親管理。
童年的印象裡,鄧麗娣無數次看過姥姥和父親兩個人,一人坐在編席機前進行壓扣,另一人坐在側邊叉草……根據那時候的風俗,家裡的手工技藝只傳男不傳女,可家裡的弟弟不願意學習這門手藝,傳承的重擔落到了鄧麗娣肩上,從此,她便開始了與貢席的「緣分」。
小時候,家裡人工力量不夠,鄧麗娣慢慢地開始與奶奶搭檔,學習如何打制貢席。18歲那年,鄧麗娣嫁了人,她便與丈夫搭檔打制貢席;兒子娶媳婦後,又和兒媳一起做。這一做,就是一輩子。直到現在,鄧麗娣還常在編席機前和兒媳配合打制蓆子。
回憶起和婆婆一起打制草蓆的時光,兒媳楊秀春說:「打制草蓆就是一樁辛苦活!我們一起走過了多少個日日夜夜。記得那時是好幾個幼兒園同時找上門來向我們定製給學生的貢席,大大小小算起來有600餘床!那段時間算是全家總動員啦!「說完便哈哈大笑起來。
楊秀春告訴記者,因為貢席質量優、具有極高的使用價值,很多人買過後都會繼續介紹客人來定製。訂單暴增的那段時間,凌晨兩三點,空中還掛著半輪彎月,婆婆就把自己喚醒做席。一天十幾個鐘頭,幾乎沒有停歇,到晚上十點多好不容易織好兩條席,還得準備第二天做席的材料。分捆、篩選、分級……必須把所有材料準備好後才能安心入睡。也正是這些蓆子,把一家人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日子過得充實又幸福。

政府搭台 非遺之花重煥生機
鄧麗娣尤為重視貢席的品質,始終堅持以精細的傳統技藝進行草蓆製作,為貢席製作技藝的保存與傳承作出了一定貢獻。除了利用莞蒲草打制貢席外,巧手的她還經常用莞蒲草編織傢俱用品,如收拾雜物用的收納籃、盛菜籽用的小方籃等。此外,鄧麗娣還攜自編自演的《貢席舞》參與永安市農村技藝演出,使得貢席更具知名度,對其傳播大有裨益。
然而,鄧麗娣對貢席技藝的傳承仍有擔憂。記者瞭解到,原有種植席草的土地被陸續開發,導致席草種植面積急劇減少。再加上貢席本身處於沒有生產標準、沒有商品標識和品牌包裝的狀態,僅限於民間交易,無法進行市場推廣。鄧麗娣告訴記者,老手藝傳承不下去,最關鍵的原因是受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席草成本和人工成本過高導致草蓆利潤低,嚴重打擊了年輕一代的積極性。
幸運的是,貢席技藝的傳承得到了當地政府的重視。為更好地傳承和保護貢席製作工藝,貢川鎮出台《關於扶持永安貢川草蓆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推出扶持農戶種植席草及基地建設的措施,鼓勵農戶種植席草、製作草蓆。2019年,貢川龍嶺村種植的37畝莞蒲草迎來大豐收。
此外,當地還採取了能人領辦、政府扶持的方式,建立了「草蓆專業合作社」,提升席農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2017年,合作社成員姜秀連、李順貞、劉玉清等人到鄧麗娣家中,學習傳統手工編織貢川草蓆技術。學成歸來後,姜秀連、李順貞、劉玉清等人共編織了14床草蓆。姜秀連獨自編織的一張1.4米長的草蓆重3.9公斤,草蓆紋理緊密。
貢川鎮是省級歷史文化名鎮,保護和傳承貢席文化促進了產業扶貧,特別提高了弱勢群體的自我造血能力,實現了農民增收。同時,有利於推動貢川農業特色產業的發展,把席草種植和貢席製作過程中的觀賞性和體驗性與古鎮文化旅遊相結合,填補旅遊市場中的空白,促進了特色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