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 4 月 3rd, 2020

【福鼎专刊】太姥山国兴寺始建时间初探

国兴寺遗址

白荣敏

 太姥山国兴寺,位于太姥山风景区内,坐落在乌龙岗东麓峡谷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坳中。寺名「国兴」或者「兴国」,寄寓著对国家兴盛的宏大祈愿。如今的国兴寺,为上世纪末新建,有大雄宝殿、太姥圣殿、地藏王殿、客堂等,新建殿堂呈线型依山分布,前沿紧挨旧国兴寺遗址。国兴寺遗址2005年被公布为福建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考古发掘,目前遗址上旧基裸露,大量建筑构件遗存露天堆放,中殿遗址上七根大石柱岿然矗立、直指云天,令人触目浮想:这样的一座寺院,始建于何时?历史上有过怎样的辉煌?

国兴寺遗址

关于国兴寺的始建时间,由于史料记载不一,如今也没有一个定论,这里试着根据现有史料进行粗浅的分析,意在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目前可见记载国兴寺的最早史料是林嵩的《太姥山记》。林嵩,福州长溪县赤岸(在今霞浦)人。唐咸通年间,在太姥山麓之灵山建草堂读书。乾符二年(875)进士,授职秘书省正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林嵩束装归里,栖居灵山谷中,纵情山水,期间游览太姥,并作有《太姥山记》。其文曰:

山旧无寺,乾符间,僧师待始筑居于此。……游太姥者,东南入自金峰庵;东入自石龙庵,即叠石庵;又山外小径,自北折而东,亦入自石龙庵;西入自国兴寺,寺西有塔;北入自玉湖庵,庵之东为圆潭庵。国兴寺东有岩洞,奇石万状。……

太姥山楞伽宝塔(李步登 摄)

文章说太姥山本来没有寺院,是唐代乾符年间有一个叫师待的僧人开始在山上建寺居住,但没有明指师待所建是哪座寺院。文章紧接着提到金峰庵、石龙庵(叠石庵)、国兴寺、玉湖庵、圆潭庵等多座寺庵,后面还提到白云寺(包括摩尼宫),如果此文为林嵩所作可信,那么林嵩时代太姥山就已经有了这么多座寺庵,国兴寺是其中的一座。

我们再来看南宋淳熙《三山志》对国兴寺的记载:

国兴院,望海里,大中祥符四年置。太姥山旧名才山,《力牧录》云:「容成先生尝栖之。」今中峰下有石井、石鼎、石臼存。王烈《蟠桃记》……林嵩《记》云:「先是无寺,乾符间,僧师待始筑居于此,乃图其秀拔二十二峰示林陶。陶因名之……」

石井(李步登 摄)

《三山志》的体例,「寺观」后附「山川」,所以把太姥山的有关情况放在「国兴院」条下介绍,而且,在太姥山的介绍后面,还附了林嵩《太姥山记》的部分内容,这使人不得不对林嵩《记》中所述「僧师待始筑居于此」的这座寺院与国兴寺有更多的联想。

但是,《三山志》中的这段文字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前面说它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可是后面所引用的林嵩《太姥山记》一文中,已明确写到了国兴寺。换句话说,既然唐代的文章里已出现「国兴寺」,《三山志》如何又说国兴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林嵩《太姥山志》不是唐人文章,而且是宋大中祥符四年之后所写;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承认林嵩为唐人,《太姥山记》为唐人文章,如果这样,那么,《三山志》说国兴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就是错误的。

石刻 (李步登 摄)
石刻 (李步登 摄)

清嘉庆《福鼎县志》就明确认为《三山志》的看法是错误的:

国兴寺,在八都。一名兴国寺。《州志》:「在太姥山东。唐乾符四年,僧师待建,今废。石柱、石塔、石池尚存。」《三山志》:「国兴院,宋大中祥符四年置。」误。

这段文字在引用《三山志》并指出其错误之前,引用了《福宁州志》。《州志》一改林嵩《太姥山记》的「含混」,明确指出国兴寺就是唐乾符四年由僧师待所建。笔者查万历四十四年《福宁州志》,文字如下:

国兴寺,在十都,太姥山之东。唐乾符四年,僧师待建。越二年,林嵩始为《山记》。」 寺今圮废,而石柱、石塔、石池尚存。

无独有偶,清乾隆《福宁府志》的说法基本与《福宁州志》相同。此中有一个信号比较强烈,就是「越二年,林嵩始为《山记》」一句,是为支持国兴寺始建于唐乾符四年这个观点的一个注脚和佐证,编纂者有意在此做了一个强调,它说明,当时《福宁州志》《福宁府志》的编纂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加以辨别后得出了结论。如果这个结论正确,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师待是唐代乾符年间的一位和尚,他最早在此结庐而居,而有了最初的国兴寺。

但是细查林嵩《太姥山记》的不同版本,文字也不尽相同,包括紧接在「山旧无寺」后面「僧师待始筑居于此」的这个时间,谢肇淛《太姥山志》所收林嵩《太姥山记》是「乾符间」(以下简称「乾符版」),而万历四十四年《福宁州志》、清乾隆《福宁府志》和清嘉庆《福鼎县志》所收的林嵩《太姥山记》,均写为「祥符间」(以下简称「祥符版」)。

国兴寺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林嵩为唐代之人,按常识,唐人文章中不可能出现宋代皇帝年号,有人依此认为《太姥山记》是后人的伪作,或这位林嵩不是唐代的那位林嵩,是宋真宗时人,但现存收录或引用这篇文章的史籍并不都是清一色的「祥符版」,而有的就是「乾符版」,如上文所述《三山志》「兴国院」条下的引文和谢肇淛《太姥山志》收录的《太姥山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祥符版」就显得比较可疑,而「《太姥山记》是后人伪作」和「林嵩是宋真宗时人」的结论也显得逻辑不顺、证据不足,相比之下,「乾符版」的逻辑就较为合理。

其实,细读谢肇淛的《太姥山志》,也能感觉谢肇淛本人也是倾向于「乾符版」。他在《太姥山志》的卷上「国兴寺」条中讲的很明确:「在玉湖庵后三里许,唐乾符四年建,今址犹存。」在自己的《游太姥山记》一文中说道:「从间道走国兴寺,寺创于唐乾符,故甚宏丽,今其遗址犹存。」他的《国兴废寺作》一诗也有「绀殿高标半有无,老僧犹自忆乾符」句。而且他在《太姥山志》「卷上」的开头语中也明确写道:「乾符四年,敕建国兴寺于山麓,僧师待居之。」我想,谢肇淛作为一位专门为太姥山修志的对待学问认真严肃的学者,对于国兴寺始建时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有过审慎的比对和研究,因此,相比其他几本综合性地方史志,笔者更愿意采信他《太姥山志》里的观点和结论。

残碑(李步登 摄)

行文到此,细心的读者可能又会发现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乾符四年,敕建国兴寺于山麓,僧师待居之」这句话里的「敕建」二字,而且这句话说是敕建国兴寺之后再让僧人师待居住,这与以上几则史料记载的由僧师待自己创建又有不同。回到「敕建」,查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是明确说:「乾符四年敕建国兴寺于山麓。」乾符为晚唐僖宗年号,唐僖宗有无敕建国兴寺,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撑,暂不宜确认,等待更多的史料发现。但是《太姥山志》「卷上」的这段开头语,倒是说到了唐玄宗朝福州中都督府都督辛子言与太姥山的一段因缘,其文如下:

国兴寺遗址2015—2016年度考古勘探区域航拍全景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都督辛子言自越泛舟来牧闽,止本州(福宁州,笔者按)海上,梦朱衣玄冠者执圭而前曰:「某神吏也,昧爽,仙姑将之蓬菜,司风雨者先驱以荡鱼整之腥。中丞泊舟当路,幸移楫焉。」既觉,亟移舟,果风雨暴至,洪涛驾天。少顷,澄清,云霞绚彩,有鸾鹤笙管之音。子言绘图奏闻,上置图华萼楼,宣示诸王、宰辅,敕有司春秋致祭,仍禁樵采。

以上所载,虽然史上辛子言确有其人,唐玄宗开元初年任福建都督府都督兼知福州,但事件仙梵色彩浓厚,笔者认为把它视为一个美丽的传说较为妥当,有人根据这个故事而臆断国兴寺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类于捕风捉影了。退一步说,即便唐玄宗敕有司春秋致祭之事属实,祭的是太姥山,也与国兴寺无涉。

国兴寺遗址上的石构件 (白荣敏 摄)

综上史料,比对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三个时间,笔者以为,国兴寺始建于唐僖宗乾符四年比较可靠。今人徐晓望先生在《福建文明史》一书中也认为:「《福宁府志》《福鼎县志》所载的林嵩《太姥山记》一文有一个错误:将僧师待倡建国兴寺的时间,误记为祥符年间,因而导致《三山志》也跟着犯了错误,以为国兴院建于宋代的大中祥符四年,实际上,该寺建于晚唐的乾符四年。」

审慎起见,或许我们不必像徐晓望先生这样在肯定「乾符版」的同时完全否定「祥符版」,结合国兴寺遗址考古目前只发掘到宋代遗址和遗物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国兴寺有可能始建于唐乾符间(初建寺院比较简陋甚或就是结茅而居),而中兴或重建于宋大中祥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