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 3 月 29th, 2020

【福鼎專刊】太姥山國興寺始建時間初探

國興寺遺址

白榮敏

 太姥山國興寺,位於太姥山風景區內,坐落在烏龍崗東麓峽谷一處相對平坦的山坳中。寺名「國興」或者「興國」,寄寓著對國家興盛的宏大祈願。如今的國興寺,為上世紀末新建,有大雄寶殿、太姥聖殿、地藏王殿、客堂等,新建殿堂呈線型依山分佈,前沿緊挨舊國興寺遺址。國興寺遺址2005年被公佈為福建省第六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因考古發掘,目前遺址上舊基裸露,大量建築構件遺存露天堆放,中殿遺址上七根大石柱巋然矗立、直指雲天,令人觸目浮想:這樣的一座寺院,始建於何時?歷史上有過怎樣的輝煌?

國興寺遺址

關於國興寺的始建時間,由於史料記載不一,如今也沒有一個定論,這裡試著根據現有史料進行粗淺的分析,意在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目前可見記載國興寺的最早史料是林嵩的《太姥山記》。林嵩,福州長溪縣赤岸(在今霞浦)人。唐鹹通年間,在太姥山麓之靈山建草堂讀書。乾符二年(875)進士,授職秘書省正字。廣明元年(880),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林嵩束裝歸里,棲居靈山谷中,縱情山水,期間遊覽太姥,並作有《太姥山記》。其文曰:

山舊無寺,乾符間,僧師待始築居於此。……游太姥者,東南入自金峰庵;東入自石龍庵,即疊石庵;又山外小徑,自北折而東,亦入自石龍庵;西入自國興寺,寺西有塔;北入自玉湖庵,庵之東為圓潭庵。國興寺東有岩洞,奇石萬狀。……

太姥山楞伽寶塔(李步登 攝)

文章說太姥山本來沒有寺院,是唐代乾符年間有一個叫師待的僧人開始在山上建寺居住,但沒有明指師待所建是哪座寺院。文章緊接著提到金峰庵、石龍庵(疊石庵)、國興寺、玉湖庵、圓潭庵等多座寺庵,後面還提到白雲寺(包括摩尼宮),如果此文為林嵩所作可信,那麼林嵩時代太姥山就已經有了這麼多座寺庵,國興寺是其中的一座。

我們再來看南宋淳熙《三山志》對國興寺的記載:

國興院,望海裡,大中祥符四年置。太姥山舊名才山,《力牧錄》云:「容成先生嘗棲之。」今中峰下有石井、石鼎、石臼存。王烈《蟠桃記》……林嵩《記》云:「先是無寺,乾符間,僧師待始築居於此,乃圖其秀拔二十二峰示林陶。陶因名之……」

石井(李步登 攝)

《三山志》的體例,「寺觀」後附「山川」,所以把太姥山的有關情況放在「國興院」條下介紹,而且,在太姥山的介紹後面,還附了林嵩《太姥山記》的部分內容,這使人不得不對林嵩《記》中所述「僧師待始築居於此」的這座寺院與國興寺有更多的聯想。

但是,《三山志》中的這段文字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前面說它建於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可是後面所引用的林嵩《太姥山記》一文中,已明確寫到了國興寺。換句話說,既然唐代的文章裡已出現「國興寺」,《三山志》如何又說國興寺建於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種可能,一是林嵩《太姥山志》不是唐人文章,而且是宋大中祥符四年之後所寫;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承認林嵩為唐人,《太姥山記》為唐人文章,如果這樣,那麼,《三山志》說國興寺建於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就是錯誤的。

石刻 (李步登 攝)
石刻 (李步登 攝)

清嘉慶《福鼎縣志》就明確認為《三山志》的看法是錯誤的:

國興寺,在八都。一名興國寺。《州志》:「在太姥山東。唐乾符四年,僧師待建,今廢。石柱、石塔、石池尚存。」《三山志》:「國興院,宋大中祥符四年置。」誤。

這段文字在引用《三山志》並指出其錯誤之前,引用了《福寧州志》。《州志》一改林嵩《太姥山記》的「含混」,明確指出國興寺就是唐乾符四年由僧師待所建。筆者查萬曆四十四年《福寧州志》,文字如下:

國興寺,在十都,太姥山之東。唐乾符四年,僧師待建。越二年,林嵩始為《山記》。」 寺今圮廢,而石柱、石塔、石池尚存。

無獨有偶,清乾隆《福寧府志》的說法基本與《福寧州志》相同。此中有一個信號比較強烈,就是「越二年,林嵩始為《山記》」一句,是為支持國興寺始建於唐乾符四年這個觀點的一個註腳和佐證,編纂者有意在此做了一個強調,它說明,當時《福寧州志》《福寧府志》的編纂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而加以辨別後得出了結論。如果這個結論正確,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師待是唐代乾符年間的一位和尚,他最早在此結廬而居,而有了最初的國興寺。

但是細查林嵩《太姥山記》的不同版本,文字也不盡相同,包括緊接在「山舊無寺」後面「僧師待始築居於此」的這個時間,謝肇淛《太姥山志》所收林嵩《太姥山記》是「乾符間」(以下簡稱「乾符版」),而萬曆四十四年《福寧州志》、清乾隆《福寧府志》和清嘉慶《福鼎縣志》所收的林嵩《太姥山記》,均寫為「祥符間」(以下簡稱「祥符版」)。

國興寺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林嵩為唐代之人,按常識,唐人文章中不可能出現宋代皇帝年號,有人依此認為《太姥山記》是後人的偽作,或這位林嵩不是唐代的那位林嵩,是宋真宗時人,但現存收錄或引用這篇文章的史籍並不都是清一色的「祥符版」,而有的就是「乾符版」,如上文所述《三山志》「興國院」條下的引文和謝肇淛《太姥山志》收錄的《太姥山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祥符版」就顯得比較可疑,而「《太姥山記》是後人偽作」和「林嵩是宋真宗時人」的結論也顯得邏輯不順、證據不足,相比之下,「乾符版」的邏輯就較為合理。

其實,細讀謝肇淛的《太姥山志》,也能感覺謝肇淛本人也是傾向於「乾符版」。他在《太姥山志》的捲上「國興寺」條中講的很明確:「在玉湖庵後三里許,唐乾符四年建,今址猶存。」在自己的《游太姥山記》一文中說道:「從間道走國興寺,寺創於唐乾符,故甚宏麗,今其遺址猶存。」他的《國興廢寺作》一詩也有「紺殿高標半有無,老僧猶自憶乾符」句。而且他在《太姥山志》「捲上」的開頭語中也明確寫道:「乾符四年,敕建國興寺於山麓,僧師待居之。」我想,謝肇淛作為一位專門為太姥山修志的對待學問認真嚴肅的學者,對於國興寺始建時間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應該有過審慎的比對和研究,因此,相比其他幾本綜合性地方史志,筆者更願意採信他《太姥山志》裡的觀點和結論。

殘碑(李步登 攝)

行文到此,細心的讀者可能又會發現另外一個「細節」,就是「乾符四年,敕建國興寺於山麓,僧師待居之」這句話裡的「敕建」二字,而且這句話說是敕建國興寺之後再讓僧人師待居住,這與以上幾則史料記載的由僧師待自己創建又有不同。回到「敕建」,查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也是明確說:「乾符四年敕建國興寺於山麓。」乾符為晚唐僖宗年號,唐僖宗有無敕建國興寺,因為沒有更多的史料支撐,暫不宜確認,等待更多的史料發現。但是《太姥山志》「捲上」的這段開頭語,倒是說到了唐玄宗朝福州中都督府都督辛子言與太姥山的一段因緣,其文如下:

國興寺遺址2015—2016年度考古勘探區域航拍全景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都督辛子言自越泛舟來牧閩,止本州(福寧州,筆者按)海上,夢朱衣玄冠者執圭而前曰:「某神吏也,昧爽,仙姑將之蓬菜,司風雨者先驅以蕩魚整之腥。中丞泊舟當路,幸移楫焉。」既覺,亟移舟,果風雨暴至,洪濤駕天。少頃,澄清,雲霞絢彩,有鸞鶴笙管之音。子言繪圖奏聞,上置圖華萼樓,宣示諸王、宰輔,敕有司春秋致祭,仍禁樵採。

以上所載,雖然史上辛子言確有其人,唐玄宗開元初年任福建都督府都督兼知福州,但事件仙梵色彩濃厚,筆者認為把它視為一個美麗的傳說較為妥當,有人根據這個故事而臆斷國興寺始建於唐玄宗開元十三年,類於捕風捉影了。退一步說,即便唐玄宗敕有司春秋致祭之事屬實,祭的是太姥山,也與國興寺無涉。

國興寺遺址上的石構件 (白榮敏 攝)

綜上史料,比對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三個時間,筆者以為,國興寺始建於唐僖宗乾符四年比較可靠。今人徐曉望先生在《福建文明史》一書中也認為:「《福寧府志》《福鼎縣志》所載的林嵩《太姥山記》一文有一個錯誤:將僧師待倡建國興寺的時間,誤記為祥符年間,因而導致《三山志》也跟著犯了錯誤,以為國興院建於宋代的大中祥符四年,實際上,該寺建於晚唐的乾符四年。」

審慎起見,或許我們不必像徐曉望先生這樣在肯定「乾符版」的同時完全否定「祥符版」,結合國興寺遺址考古目前只發掘到宋代遺址和遺物的情況,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國興寺有可能始建於唐乾符間(初建寺院比較簡陋甚或就是結茅而居),而中興或重建於宋大中祥符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