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 10 月 25th, 2021

【泉州專刊】泉州 漲海聲中光明城

德濟門遺址

文:郭培明

1997年,英國學者戴維.塞爾本的譯著《光明之城》出版,原書是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納在中國泉州(剌桐城)一段難忘生活經歷的記載。這段大約半年的異國生活,時間是從1271年8月25日持續到1272年2月24日(中國的南宋鹹淳年間)。該書甫一問世,就在西方學界引起轟動,一場手稿真偽之爭頗為熱鬧。1998年3月,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館長王連茂等人整理的中文版在《泉州晚報.海外版》連載,筆者當時是編輯部負責人,可以確認這是國內最早翻譯並發表的《光明之城》原書內容。隨後,《馬可.波羅遊記》研究專家楊志玖等人也在《泉州晚報.海外版》撰文,認為《光明之城》不是偽書。1999年2月,戴維.塞爾本應邀來到泉州,做了《我與光明之城》的學術報告。有趣的是,他在參觀泉州灣宋代古船陳列館時驚喜地發現,另一部同樣引發過爭議的《馬可.波羅遊記》中關於中國海船「內艙有十三所,互以厚板隔之」以防止船身滲水導致沉沒的記敘,竟然在這艘1974年出土的宋代古船中得到了印證。
源於學界對雅各手稿的廣泛關注,世人對泉州城市形象的認知從此多了一個美麗的稱呼——
光明之城。
2021年7月25日,在福州舉行的世界遺產大會一致通過「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泉州成為繼平遙古城、麗江古城之後第三個以城市名義進入世遺名錄的中國城市。

石獅六勝塔

刺桐古港 光明之城
「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的22個遺產點包括五大類,分別是:行政管理機構與設施遺址,多元社群宗教建築與造像,文化紀念地史跡,陶瓷與冶鐵生產基地,橋樑、碼頭、船標塔組成的水陸交通網絡。這些遺產點分佈在自海港經江口平原並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區的廣闊空間內,完整地體現了宋元泉州獨具特色的海外貿易體系與多元社會結構,多維度地支撐了「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這一價值主題。世界遺產大會指出,泉州項目見證了中國長期矗立世界舞台中央的輝煌,見證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盛,見證了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和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話。
10—14世紀,世界海洋貿易迎來一波大繁榮時期,在西方概念的「大航海時代」出現之前,中國是最出色的海洋國家之一,泉州的地位無異於今天的紐約或上海。因為當時的剌桐港是名符其實的東方第一大港。
人們也許要問:宋元時期的大港時代,為什麼花落泉州?
唐朝中後期,由於連接東西方的商道陸上絲綢之路受阻,客觀上推動了東南部港口城市的發展。新的對外貿易形態成形,海路的優勢日漸顯現,處於中國東南沿海核心位置的泉州,終於站在了大時代的風口。「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唐.包何)「秋來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國人。」(唐.薜能)當時,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霍在《道裡邦國志》中記載,泉州為中國四大對外貿易港之一。

泉州市舶司遺址

一個城市的發展,除了天地稟賦,更在於抓住機遇;而機遇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主政團隊。五代十國時期,王延彬、留從效、陳洪進等名宦先後治泉,這些社會精英雖政見、作風各異,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卻是他們的共識。王延彬因「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被百姓稱為招寶侍郎。陳洪進向朝廷表乞朝覲的物品不但品種繁多,有乳香、白龍腦、真珠、玳瑁、水晶等,而且數量巨大,一次就有貢銀萬兩、絹千疋、象牙2000斤等。當時海外貿易的繁榮程度可見一斑。
宋代是中國歷史極其獨特的一道風景。一方面,在趙匡胤、趙匡義之後,帝王強國能力一代不如一代,兩宋最終均亡於外患;另一方面,倡行文人政治,以祖宗家法固化制度建設,程朱理學影響持久深遠,政治文明日趨成熟,文化藝術高度繁榮。

泉州洛陽橋
泉州晉江安海鎮的安平橋

羅馬不是一天建造起來的,宋元時期的泉州也不是一天內就崛起的,而是與三次北方大移民有著密切的關係。「八王之亂」發生後,匈奴、鮮卑乘虛而入,晉人紛紛衣冠南渡,給閩越地區帶來先進的文化與技術,泉州境內的兩條江河分別被命名為「晉江」和「洛陽江」,可以視為不忘初心的範例。唐代實行靖邊政策,陳政、陳元光父子率眾自河南固始南下泉州、漳州。唐末,王潮、王審邽、王審知兄弟帶領萬人入閩,北方士族南遷帶來了中原文化。王氏入閩「招懷離散,均賦繕兵」,30年間,一境晏然,良好的社會環境與經濟發展潛力吸引了大批北人南來。徜徉在泉州古城的小巷中,隨處可見「南陽衍派」「燕山衍派」「九牧傳芳」「汾陽傳芳」之類的門楣題字,流行於福建南部、台灣和東南亞華人社會的閩南語與南音、南戲,至今保留著中原古音的讀法。南宋偏安江南,海上貿易成為國庫的主要來源,泉州的地位愈加重要,不少名門望族舉家落戶於此。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北宋中期,泉州人口已有20萬戶,到南宋時高達25萬戶,城鄉總人口以百萬計,堪稱世界級的大城市。守望與開放,是觀察泉州文化的兩個視角。作為崇尚「愛拼才會贏」的移民城市,開闊的全球視野與海洋意識反過來助推泉州人走向海洋,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在今日的東南亞,僅泉州籍華僑華人就有750萬之眾,另外,在台灣的漢族同胞中,泉州籍佔了44.8%。

燕子和蝴蝶飛過福建泉州晉江古石橋安平橋橋頭的燕尾脊。

重商意識是一種至關重要的觀念變革,宋元時期的泉州人不再把自給自足的消費作為生活目標。在與外來族群的貿易交往中,海納百川成了泉州城市性格的重要特徵。百越文化、中原文化與海洋文化的撞擊與融匯,給邊緣之地的泉州帶來先進的社會文明,讓泉州港迅速成長為朝廷眼中的經濟特區,在宋元時期盛極一時,繁華長達380多年,寫下福建歷史最輝煌的一頁。
在這裡,不能不提及兩處外貿商品生產遺址。安溪青陽下草埔冶鐵遺址體現出長江以南冶煉業的技術特點和組織結構,泉州鐵製品通過海洋商貿走向世界。北大文博考古學院的專家在發掘研究中確認,遺址同時存在塊煉鐵、生鐵冶煉兩種技術體系,冶煉垃圾以板結層方式處理的辦法為國際上首次發現,是中國科技史的重要一筆,也從一個角度揭示了中華文明對人類的重要貢獻。顯示出海洋貿易推動泉州製造業蓬勃發展最具說服力的還有德化陶瓷產業,在泉州發現的74處宋元窯址中,德化一地就佔了42處。德化瓷器以「中國白」聞名於世,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出口的泉州商品中,德化陶瓷的數量無疑是最大的。德化陶瓷名氣不如幾大官窯,一大原因在於自古以來就以外銷為主。《光明之城》一書中稱其為「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因為物美價廉,200個格羅特(貨幣名)就可購買600只瓷碗,雅各當年從泉州回國後,實實在在賺到了一大筆錢。

泉州開元寺東西塔

不能不提及的還有兩座跨海大橋。列入世界遺產的泉州古石橋有三座,名播古今的是始建於
1053年的洛陽橋和始建於1138年的安平橋。由於跨越波濤洶湧的海面,工程耗費巨大,建設相當艱難,前者用了7年時間,後者更是用時13年之久,動用了政府、商界、宗教界和民間慈善人士的力量才得以完成。泉州城南北原來受晉江、洛陽江阻隔,交通不便,兩橋飛架後,城市交通構成統一的幹線體系,並引發了一場泉州造橋熱。兩宋期間,泉州建橋139座,既體現了市舶司制度下地方政府較強的財力支撐,也為進一步擴大城市發展空間提供了基礎條件。兩橋堪稱中國古石橋雙璧,蔡襄主導建設的洛陽橋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跨海橋梁,首創筏型基礎、養蠣固基,是世界上把生物學原理應用於橋樑工程的先例。安平橋長達2255米,俗稱五里橋,是世界中古時代最長的梁式石橋,被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譽為「代表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除了兩處商品生產遺址和兩座跨海大橋外,兩艘發掘於後渚港的宋代古船也必須提及。這兩艘古船不但是中外貿易的歷史見證者,也是瞭解中國古代造船技術和航海史的實物證據。泉州灣後渚港沉船長24米、寬9米,吃水深度近2米,推斷載重量200噸,運用《營造法式》中的榫合技術造成;船內有12道隔艙板,將船分為13艙,艙壁鉤聯嚴密,密封程度很高,這種水密艙不僅可以增加海船的抗沉性和船體的堅固性,而且便於貨物裝卸,當船體受損時,不致影響其他部分,由此可見泉州當時的造船技術之高超。泉州灣出土的古船是一艘從南洋三佛齊歸來的商船,「南海一號」則是在南下出國途中傾覆的。作為世界上目前發現年份最為久遠、船體最大的沉船,「南海一號」滿載德化瓷、磁灶瓷等眾多貨物。權威專家認定,此船的出發港為泉州。我們的祖先依靠指南針、牽星術、針路簿、量天尺等發明創造,在歐洲殖民者還未覺醒之前,以海為田,以船為馬,自如馳騁在南海和印度洋的波濤之上,泉州也因之成為當時中國計算出海時間的中心坐標。

泉州安溪青陽下草埔冶鐵遺址

不能不提及的還有市舶司和南外宗正司兩個官方機構。市舶司的任務為關稅執行與監督以及番舶物品的檢查,同時承擔進出港人員的審批等職權。971年,北宋在廣州首設市舶司。那時,泉州海舶必須到廣州市舶司呈報方可出洋,回程亦然。鑒於泉州船隻常被刁難、拘貨,海外貿易一度陷入低潮。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知州陳偁等人的努力下,朝廷詔泉州增設市舶司。隨即,巨商大賈,摩肩接足,巨港氣象,列居郡南。設司的顯著成效完全可從政府財政狀況看出:北宋初,市舶司收為30萬緡,占國家財政收入18.7%;至南宋初,市舶司收入為200萬緡,占國家財政收入的20%。另據紹興末年的統計,泉州市舶司收入近100萬緡,佔全國市舶司總收入近半。
經濟實力的增強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宋代泉州城歷經八次修築,元代則把羅城南擴至江邊,與翼城相連,使城周增至30里。北宋時期,泉州的港區已從城南江濱逐步向晉江入海口的後渚方向延伸,建成了可以停靠更大型商舶的江口碼頭。1127年,泉州港與廣州港並駕齊驅。1220年,泉州港超越廣州港,成為中國最大的海港。
在泉州港鼎盛之時的1129年,南外宗正司移至泉州,皇親國戚長期居住泉州者日多,高峰時期竟有兩三千人,由此強化了泉州外貿在朝廷眼中的特殊角色,也直接推高了本地的消費水平。皇族的龐大開支,相當一大部分由地方財政負擔。繼經濟一路領先之後,泉州的政治地位亦隨即水漲船高。政府與社會出現良性互動,商人的行會、番客的組織,商業社會的萌芽……都是不可輕視的現實存在,他們從各自利益出發,政府主導的行政體系與民間參與的社會結構形成穩妥的共贏方式,九日山祭祀海神的祈風方式實際上就是這種合作的產物。九日山高不外110米,以南宋時期的十方祈風石刻最為珍貴。山下的昭惠廟祀奉海神通遠王,被南宋朝廷定為祈風聖地。宋元時,泉州郡守每年都要在昭惠廟舉行祈風典禮,供奉通遠王,目送風帆沿江順流駛出泉州港,並在九日山刻石以紀之。在通遠王祠舉行祈風是民間文化影響政府施政的獨特文化現象,統治者明白,順應民心方可德政昭著。除了太守外,提舉舶事等官員亦會參加祈風典禮。
九日山最後一次祈風的記載是在南宋末年的1266年。1991年2月,杜杜‧迪安博士率領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團也留下了一方當代石刻:「在九日山最後一次祈風典禮之後的七百餘年,我們,來自非洲、美洲、亞洲和歐洲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考察隊員,乘坐阿曼蘇丹提供的和平號考察船來到這裡。作為朝聖者,我們既重溫這古老的祈禱,也帶來了各國人民和平的信息,這也正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研究項目的最終目標。為此,特留下這塊象徵友誼和對話的石刻。」

市井十洲人 梯航萬國商
 1292年,馬可.波羅寫道:「離開福州,渡一河,在一甚美之地騎行五日,則抵刺桐城(Zaitun)……刺桐城的沿海有一個港口,船舶來往如織,裝載著各種貨物,駛往各地出售。」「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像。」隨後而來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則驚歎:「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就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船約百艘,小船無數。」1342年,意大利傳教士馬黎諾裡奉教宗之命到中國傳教,也在遊記中記錄了當時的泉州城,城中有不少基督教堂、浴室、貨倉和客棧。元代學者吳澄則在文中讚歎泉州「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
今天,走在泉州古城的城南片區,仿若時光倒流。連綿的紅磚大厝,緊閉的傳統木門,殘舊的西式窗台,拐過一個街角,境主小廟前燃著一束香,騎樓下的老人做著老街坊的小生意……這緩慢的節奏與蕭條的街市,換在宋元時期,卻是光明之城最高光的中央商務區。北宋時,市舶司尚設城外,南宋時擴建南城門,便於商船貨物進出城中。元代時,城南形成規模可觀的番坊,為波斯、印度、阿拉伯、東南亞等地的外來人口聚居之地。為了解決外國人子女就學問題,官府還專門設立「番學」,類似今天的國際學校。這個街區至今還叫聚寶街,其中的青龍巷曾經銀號林立,堪稱當年的金融街。
列入世界遺產的德濟門遺址就在城南片區。這座1948年毀於火災、2001年經過考古發掘重見天日的德濟門,展現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的建築,壕溝、拱橋、城牆清晰可辨,修城官磚、碑刻上留下了時代的印記。最珍貴的是城南出土的13、14世紀印度教、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寺廟等宗教石刻。其中,印度教寺殘件的發現更是全國唯一僅有,石碑上的泰米爾文表明,當年的聚寶街一帶,活躍著大批來自印度南部的商人。

小朋友在泉州天后宮玩耍。

可以想像,城南片區中的車橋頭一帶,古時外國人接踵摩肩、車水馬龍的情景,而交易的商品異常豐富,包括奇珍異寶、絲綢、香料、茶葉、瓷器、寶石、珍珠、藥材等。「一城之地,莫盛於南關。四海舶商,諸藩琛貢,皆於是乎集」。
時間的年輪轉到了元代。誰也不曾想到,在馬背上打下江山的蒙古人,比宋人更加徹底地支持海上貿易。《元典章.市舶則法》明確,任何官員、商人都可以從事海上貿易。1278年,元朝統治者順應民心,下詔制封林默娘為「天妃」,泉州始祖廟易名天妃宮,從此成為庇護航海安全的主神。
塗門街又叫半蒲街,「蒲」指的是阿拉伯裔大商人蒲壽庚家族,今天的棋盤園、三十二間巷等地名所在地,僅為蒲氏昔日私家領地的一小部分。以蒲壽庚為代表的蒲氏家族對泉州影響之深,以至於談及宋元泉州的經濟發展,就不能繞過蒲壽庚。泉州港近400年的繁榮,離不開一代代番商胡賈的特殊貢獻。蒲壽庚官至福建安撫海都制置使、福建廣東招撫使,兼主市舶,掌管軍事、民政和市舶的大權。當張世傑護送南宋皇室南逃到達泉州港口時,蒲氏緊閉城門不納。1277年,元軍長驅直達,蒲氏獻城,使泉州免於兵燹之災。易幟當年,隨即開港,蒲壽庚為新王朝極盡犬馬之力。宋元之際的歷史鼎革,為蒲氏家族提供了用武之地,以一個外來族裔顯達130年,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實屬罕見。據趙汝適《諸蕃志》記敘,當時與中國互市的國家有58個;汪大淵《島夷志略》記敘的則有百個之多,產於泉州的刺桐緞是其中的一種暢銷品。這足以說明,元代海外貿易再度進入大發展階段。偏安海隅的泉州,梯航萬國,四海舶商,躍居世界大港之首。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泉州的人文性格得到了最好的歷史錘煉,形成了敢於冒險、兼容並蓄、重利求義、戀鄉崇祖、愛拼敢贏、輸贏笑笑的敢為天下先精神,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之源。改革開放之後,低調的泉州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民營經濟快速發展,誕生了百家上市公司、150多個中國馳名商標,經濟總量超萬億元,連續22年位居福建各市之首。如果非要追溯原因,除了政策引導,那一定是長期受到海洋文明熏陶與滲透的結果。

半城煙火半城仙

2015年11月,著名作家莫言出席在泉州舉行的亞洲藝術節暨亞洲文化論壇期間,筆者曾陪同他走訪了清淨寺、關岳廟、草庵、天后宮和府文廟。他感慨而言:「泉州真是個奇妙的地方,既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之地,又對傳統文化實現較好的保護傳承與創新,展現出一種大的文化氣象。」
繁華都市,萬商匯聚,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文化又反過來與經濟互動,反映在宋元泉州,那就是眾神共歡、香火繚繞、絲竹相和、書聲朗朗。世界上的重要宗教幾乎都能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根發芽,獲得尊崇。當然,所有神的眷顧都伴隨著人的奮鬥。
如果恰逢每月農曆廿六「勤佛日」到訪開元寺,你一定會為人山人海的祈福場面所震撼,朱熹所言「此地古稱佛國」一點不假。開元寺是福建最大的佛教叢林,寺中有一棵中國最老的千年古桑,大雄寶殿懸掛「桑蓮法界」四個大字,顯得與眾不同。開元寺建於唐垂拱二年(686年)。據稱,匡護禪師向絲綢富商黃守恭求地建寺時;黃說,若桑樹開出白蓮便可答應。果然靈驗,黃於是捐出大片桑園,寺方為感恩施布人,特在寺內建立紀念黃守恭的檀樾祠。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黃氏族人都會來檀樾祠祭祀先輩。
開元寺內的東西塔既是中國石塔的代表,也是泉州古城的標誌。東塔名鎮國塔,高48米,
西塔名仁壽塔,高45米,系南宋建築,形制仿木結構,石材精雕細琢,榫眼對接精準。如此雄偉壯觀的寶塔當年是如何建造的,其歷史價值如何評價,古建築權威專家梁思成生前曾撰寫過相關介紹文章。1983年,研究《西遊記》的日本學者中野美代子還在西塔浮雕上發現了孫行者的形象。在明代發生的震級達到八級的泉州灣大地震中,市區民房倒塌無數,唯東西塔巍然屹立,毫髮未損,不能不說是世界建築史上的一大奇跡。
2004年11月,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應邀到泉州參訪,作為活動的策劃者之一,筆者發覺金大俠在此趟文化之旅中最興奮的莫過於參觀草庵摩尼教寺。摩尼教是唐時隨波斯商人傳入中國的,後在滅佛行動中被廢除;而在天高皇帝遠的泉州,則以明教名義轉入民間活動。元代實施宗教開放政策,摩尼教再次獲得傳播與發展之機。晉江草庵建於南宋紹興年間,元時當地人士以佛禮之,捐刻摩尼光佛造像於石壁。摩尼教不拜偶像,因為在泉州融入佛教,得以避過明王朝的檢索存留下來,草庵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唯一的摩尼教寺遺跡。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描述到明教,曾被人譏為胡編亂造隨意杜撰,這一次,他終於找到了回駁的證據。
泉州東門外靈山聖墓,相傳為唐武德年間安葬穆罕默德兩個到泉州傳教的弟子之墓。1926年10月,廈門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馬可.波羅遊記》譯者張星烺和陳萬里、艾克三教授結伴到泉州開展田野調查,聖墓是此行的一個主要考察對象。關於聖墓建造時間,自1920年始,桑原騭藏、莊為璣、陳從周、蘇基朗、陳達生、楊鴻勳、莊景輝等著名學者紛紛提出各自的看法。鑒於當時的國際交通條件和伊斯蘭教尚處於初創階段,穆罕默德派出身邊弟子遠赴東方傳教的可能性不大,但對於造墓時間至少是在唐朝後期至宋代初期,專家們則沒有大的分歧。伊斯蘭教聖墓的形制與漢人傳統墓葬迥異,隨著阿拉伯商人大量來到泉州經商和居住,清真寺與墓地便成了他們生活必需的配套。1988年,通淮門外的津頭鋪建設工地出土了許多石棺,經考證,是一處伊斯蘭墓蓋的加工作坊。兩位聖徒的生平事跡也許永遠成謎,但歷代的頂禮膜拜者紛至沓來。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專程前往行香,行香碑記載:「欽差總後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
伊斯蘭教的史跡何止聖墓,泉州可以說是保留中國古代伊斯蘭史跡最多的城市,據統計,全國出土的伊斯蘭教石刻,僅泉州一市就佔了70%左右,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塗門街頭的清淨寺。這座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又名艾蘇哈卜清真寺,名列「中國十大名寺」之列,自1009年建立至今,櫛風沐雨超過千年。該寺總體建築風格依仿敘利亞大馬士革大清真寺,禮拜用的奉天壇早已倒塌,但牆面上刻寫的《古蘭經》清晰可辨,有的句子內容還與保佑航行安全有關。元代泉州有清真寺六七座,可見當時居住於城中的阿拉伯人數量相當之多。

南安九日山祈風石刻

20世紀30年代,泉州學者吳文良在被拆除的城牆石料中搜集到22方有著「十字架」圖案的宗教石刻。宋元時期傳入泉州的基督教派有聶斯托利派和方濟和會派,這些遠道而來的天使藝術形象,入鄉隨俗,頭戴皇冠、身著僧服、坐著祥雲、配有蓮花寶座,被打上了鮮明的東方文化色彩。「刺桐十字架」經英國學者福斯特命名,成為全球古基督教研究的一個專用術語。
除了宗教,眾多的民間信仰也是泉州文化的一大特色。列入遺產點的真武廟是座近海的海神廟,海拔僅二三十米,竟名武當山。更具氣勢的是,廟裡有方石碑,上書兩個大字——「吞海」。茫茫大海,驚濤駭浪,一條船行於海上,無異滄海一粟,所謂「走船跑馬三分命」。如果不是精神力量的支撐,不可能有一代代的泉州人前赴後繼,穿越黑水溝登陸台灣島,渡過南海抵達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文萊,也不可能讓源於泉州的天后宮、關岳廟、昭惠廟、龍山寺、鳳山寺、清水岩,成為異國他鄉的一道人文風景。
泉州籍人類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王銘銘認為:「在傳統國家的這一別緻的邊陲,文化多元曾達到的程度,大大出乎習慣於將傳統國家與封閉社會對等看待的學者的意料之外。」開放包容,相互尊重,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是泉州古老的和平精神給予現代社會的深刻啟示。是的,塗門短短的一段街區,不同宗教的寺廟可以相鄰而居幾百年。聯合國的目標不也是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和平共處、和睦共榮?而這,在宋元時期的中國泉州已經做到了。資訊來源:《百科知識》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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