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京津冀的天空這樣煉「藍」

十年前,熱心環保的鄒毅每天都會在固定點位拍攝北京天空,彼時灰濛濛的色調佔據了大部分畫框。有一年的秋冬季節,京津冀及周邊多個省份空氣重污染橙色、紅色預警不斷,PM2.5濃度甚至攀升到700至1000微克/立方米……
不少市民對當年的情況記憶猶新:PM2.5「爆表」刷屏朋友圈,空氣淨化器、PM2.5口罩等與防霾商品愈發緊俏。
空氣污染拷問京津冀的同時,「呼吸保衛戰」也就此打響。回望近十年來經濟與生態的「雙贏」之路,充滿艱難。

 持續治理成效顯著,後面還有硬骨頭
2013年9月,國務院發佈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各地相繼出台地方性法規及措施,發力空氣污染治理。
2014年2月,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以及三地相關協議的簽署,在大氣治理領域,三地踐行「責任共擔、信息共享、協商統籌、聯防聯控」,在燃煤治理、工業減排、機動車油品升級、散亂污企業關停、執法聯動、標準統一、預報預警會商等領域,有諸多實踐。

2015年12月25日,一名市民拍攝籠罩在霧霾中的北京故宮角樓。

此後數年,在國家層面,新環保法、大氣法陸續頒佈施行,環保警察、污染信息公開、按日計罰、行刑相接等制度亮出利劍。對領導幹部實行自然資源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產能過剩等指標的考核權重,推動著治污從「點頭要干」化為「真抓實幹」。
此外,節能量、排污權、碳排放等交易制度以及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從初步確立到日臻完善,撬動了常態化減排的槓桿,更是培育了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
2013年以來,面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經濟、人口、能源消費、機動車大幅增長帶來的環境治理壓力,針對燃煤、機動車、工業和揚塵等突出問題,北京先後實施清潔空氣五年行動計劃、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通過「壓減燃煤、控車減油、治污減排、清潔降塵」等一系列超常規的措施,實現了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經濟效益、環境效益「雙贏」和可持續發展。

2017年1月5日,在北京市通州區,車輛通過尾氣檢測設備。

以煤炭消費量為例,據北京市生態環境局大氣環境處副處長謝金開介紹,由2012年的2179.6萬噸,下降至2021年的不到150萬噸,優質能源占比達98.5%。
偏重的產業結構、偏煤的能源結構、偏公路的運輸結構,是河北省大氣污染的根本原因。
近年來,河北逐步從過去末端治理、應急減排為主的「打掃衛生」式治理,發展到對落後產能「啃硬骨頭」式治本攻堅。例如,將國家要求的去產能範圍,由鋼鐵、煤炭2個行業調增為鋼鐵、煤炭、焦化、水泥、平板玻璃、火電等6個行業,對城市主城區企業實施「退城搬遷」,在北京、天津兩市周邊,推進保定、廊坊、張家口和秦皇島的鋼鐵產能退出。
天津則依托「雙城雙港」整體佈局,在企業搬遷調整中,同步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發展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加快鋼鐵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啟動實施榮程鋼鐵、天鋼聯合特鋼超低排放改造。
經過近十年的持續治理,京津冀及全國各地空氣質量明顯好轉。

2020年5月22日,工人在河北省遷安市首鋼遷鋼高端汽車板生產車間工作。

2021年,北京市PM2.5濃度33微克/立方米,空氣質量首次全面達到國家二級標準;2021年,天津市PM2.5濃度36.9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62.3%;2022年一季度,河北省PM2.5平均濃度5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1.9%,各市全部退出全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後十名」行列。
顯著成效背後,挑戰猶存。
「影響空氣質量的內因是排放,外因是氣象。」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賀克斌說,按照現在的排放總量和排放強度,特別是京津冀地區,還處於「氣象敏感型」,我們以後的目標是要做到「氣象脫鉤型」。
「雖然2021年北京市空氣質量首次全面達標,但秋冬季PM2.5重污染天氣仍時有發生,夏季臭氧污染有所凸顯,空氣質量存在短期波動風險。」謝金開說。
在賀克斌看來,後面還有硬骨頭,特別是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作為PM2.5和臭氧污染的前體物,這兩種物質,按每平方公里排放強度和排放總量,京津冀地區依然是全國最高的。

 

2020年9月3日拍攝的故宮博物院神武門和遠處的CBD建築群。

 精細化治霾,避免一刀切式減排
專家共識認為,特別是對京津冀而言,燃煤、機動車、工業排放、揚塵等幾大污染源顯而易見,不同污染源不僅導致污染疊加,遠超環境承載力,中國治理霧霾的複雜性要超過歐美國家。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專項首席科學家賀泓在「大氣十條」發佈後曾接受採訪說,中國霾屬於複合型污染,不同於20世紀倫敦(煤煙型為主)、洛杉磯(機動車為首要原因)相對單一的污染源,並且超出單個城市範圍,成為大面積區域性污染。
由此,治理大氣不能只靠戰役式突擊。在大氣污染防治的精細化戰鬥裡,科技,始終是中流砥柱。
北京市生態環境監測中心自動監測室主任景寬親歷了2013年系統監測PM2.5以來,北京的監測能力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細」「從細到精」的過程。
景寬說,從前的北京,每460平方公里才有一個空氣質量監測站,近年來,隨著小型化傳感器技術的發展,北京建成了1000餘個高密度監測站點,平均每15平方公里就有一個監測點位,覆蓋330餘個街道鄉鎮,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支撐整個監測網絡的日常運維、質保質控和數據分析。

拼版照片:上圖為2013年1月11日,北京一座立交橋旁的建築籠罩在大霧中(新華社記者何俊昌攝);下圖為2022年6月6日拍攝的北京西二環一座立交橋附近的街景(新華社記者陳曄華攝)。新華社發

景寬經歷的近十年來,北京不僅實現了對PM2.5實時濃度的監測,還開展了PM2.5組分實時在線監測、PM2.5來源解析,為日常減排、區域重污染聯防聯控提供科學依據。
隨著技術水平的深入發展,近年來,通過精密的監測數據,可以得知哪些區域的排放超標,一旦超出警戒線,有關部門可及時制止責任主體的污染行為,避免了一刀切式減排。
茫茫大氣污染中,各類化學成分是企業還是機動車排放、是來自什麼行業、是過去積累還是當日產生……對污染物進行「貼標」,再依靠「溯源、追因」等科技支持,繼而實現有針對性的控制,這並非天方夜譚。
作為大氣邊界層物理和大氣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王自發向記者展示了我國科研人員自行研製的「雙向嵌套多尺度空氣質量模式」(NAQMPS),可用來探索大氣污染物產生、輸送和沉降規律,繼而在氣象條件不利於污染物稀釋、擴散時,提前對排放源頭進行「點剎」控制。
賀克斌表示,具體而言,污染來源識別和源解析的科技能力,是獲得了天上污染物的信息,科研人員在地面通過模型模擬等手段,去研究這些化學成分的特徵,來自什麼地方、什麼行業,進行來源識別、來源解析;預報預警的科技能力,是通過氣象條件判斷天上的重污染會不會來,波及地面多大範圍,各省、各行業及公眾如何應對。
此外,賀克斌還提及了近年來補上的「方案推演」的科技能力,即,如果在未來1年、3年或者5年,採取某些措施,按照正常的氣象條件推演,能否實現預期減排效果。
「這個能力,在早些年,很多城市和區域是不具備的。那時,就是定目標、做計劃,先干了再說,至於完成這些計劃能否實現減排目標,相關分析能力曾經是欠缺的,近些年,終於補上了這一課。」賀克斌說。

  北京直面深層次、廣領域挑戰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業內人士認為,污染防治攻堅戰從「十三五」時期的「堅決打好」到「十四五」時期的「深入打好」,意味著污染防治攻堅戰觸及的矛盾和問題層次更深、領域更廣,要求也更高。
去年1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佈,突出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除了圍繞藍天、碧水、淨土保衛戰,還強化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新污染物等更廣泛領域的治理工作。
北京市委、市政府日前印發《關於深入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則是對《意見》的回應與落實。《實施意見》還聚焦生物多樣性保護,強化經濟政策、科技創新、法治保障,致力於將管理措施轉化為制度機制,提高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
北京市生態環境局副局長於建華表示,作為今後一段時期北京市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實施意見》形成了重污染天氣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貨車管控、農業農村污染治理、劣五類水體消除等標誌性戰役,提出了22項具體措施。
「十四五」時期,北京市積極建設碳市場,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承建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中心(CCER)落戶北京的任務;持續開展生物多樣性調查,嚴格生態空間監管,打擊非法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保護候鳥遷飛停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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